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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方剑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是压迫民众，不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独裁政权。常年受残酷
政治压迫之苦的中国百姓，要想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只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1、取得权力和地位；2、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3、获取金钱和财富。
权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国历来是一个毫无法制的独裁社会，即
使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也是相当危险的。中国有所谓“今日坐上客，明日阶下囚”的
说法，“四人帮”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也不是一般的
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对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金钱是他们摆脱任人宰割
的悲惨境遇的唯一途径。
为了累积金钱，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就养成的勤劳节俭的习惯，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
朴素功利主义和金钱崇拜世界观。移居外国的中国华侨，又把这种勤劳节俭、发家
致富的习惯带到了华侨社会。在香港、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新年的贺词就是“恭
喜发财”。在日本，即使是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之间也没有“恭喜发财”的说法。
这未免让人感到中国人太注重金钱了。
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肤色的
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勤劳、节
俭、忍耐是华侨们成功的关键。虽然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集团联合经
营。世界各地有许多华侨巨富如万金油王胡文虎、橡胶大王陈嘉庚、泰国金融大王
陈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云、香港财阀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刚、台湾企业家王永
庆等，可是这些巨商的活动最终超不出个人经营的范围。
这些企业的成功是依赖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业便化为乌有。所以中国的
华侨企业根本无法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现代化大企业相比。现代化大企业
的活动关键是要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贩卖能力和情报能力，所以不管个人企业的买
卖做得多成功，国际竞争力都是微弱的。
重视个人发挥而忽视集团组织经营，是中国华侨商法的特点。近来，日本积极宣传
这种华侨商法并作为经营学上的一个参考例子。不过，华侨绝对不是做买卖的天才，
因为不擅长集团组织经营，在赚大钱方面，日本的大企业要高明得多。但华侨商法
的“勤俭刻苦”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尽想着赚钱、爱钱如命，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往往不
高。但要知道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美国人有
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
和家庭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爱钱如命亦是残酷政治环境中造就出来的智慧。
对于日本、欧美等国的国民来说，由于有国家政治的庇护，不必象中国人那样费尽
心思地拨算盘赚钱。因此我们往往难于理解在政治上无依无靠的中国人对金钱的心
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轻易地嘲笑中国人爱钱如命的人生观。
“尚文轻武”－－－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向来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斯文人”即学者或文人怀有强烈的憧憬。由于
汉民族原本是农耕民族，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能胜任艰苦农业劳动的健壮
身体，有提高生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即使天灾地变也不气馁的忍耐力。但却缺少骑
马民族那样勇猛果敢、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和勇气。由于历史上中国不断地遭受异
民族的侵略，几乎每场战争都是由他民族或他国挑衅的。数千年来苦于被侵略的中
国人，本能地忌讳战争，视战争为罪恶。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赞美战争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是从本质上厌恶战争。
另外，中国从隋代开始创立了重用文人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身份低贱、出身贫
穷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与世袭制度相比，是非常进步、光明正大的任
用人材的做法。但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学和文学，所以有很多对政治、
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国在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科举制度使老百姓有机会通过读书来作官、飞黄腾
达，而习武却没有什么用。所以中国历来有轻视职业军人的传统，有“好铁不打钉，
好人不当兵”的挖苦军人的话。
中国人认为仅身体强壮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现，决定人能力的是头脑和心。虽然日
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国的，但却没有采用科举制度。且不说科举制度是好是坏，
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举制度的话，大概日本的历史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吧。
“不战而胜”－－中国式的战法
日本男人一旦争吵起来很快就动手打起来，但中国人争吵时却较少动手武斗。中国
人争吵的方式是先动嘴，迫不得已时才动手。首先把对手的罪行、见不得人之事诉
诸于众，博得周围观众的同情，这是中国式争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
来，与其强辩夺理，不如冲上去打对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国，争吵的双方却只
是互相辱骂对方，并不轻易动手，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骂街”。日本人和中国人
的争吵方式的确有天壤之别，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作战方式有本质不同的
原因所在。
中国人首先寻求“不战而胜”的方法。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说：战争是
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花费大量
人力物力，因此不战而胜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战争，对于争吵也同样贯
彻不战而胜的思想，寻求使自己的损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胜方法。因此中国人
争吵时，设法不动手而只动嘴让对方屈服，既无体力消耗，又没有身体的伤害，这
才是最上策。这就形成中国人动嘴不动手的“骂街”习惯。
虽然中国人厌恶战争，但也不是说中国人遭到侵略时就立即投降。但中国人一般不
主动出击，而是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到敌人没有了耐力时，才给敌人毁灭性
的一击。中国人的战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龙、成龙的打法相似，刚开始不管怎么被打、
被踢，有时还半死不活，但也决不举手投降，而是坚持对方没有了耐力时，才给对
方致命的一击。
持续八年的日中战争，双方战法的不同表现得清清楚楚。日本军一开战就全力出击，
把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日军当局当时认为：中国受到
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再坚持，非投降不可。可是中
国人却有惊人的忍耐力，尽管国家濒临灭亡，家庭妻离子散，死伤者众多，但中国
人仍坚持不投降。这样坚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没了耐力时，中国人取得了最
后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日本武士、旧帝国军人那种“玉碎”的风气，认为打不赢就选择死的做
法并不明智。到了打不赢时候，就设法避战、撤退，万不得已时就暂时向敌军投降，
等待卷土重来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中国人认为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
手段，并非是可耻的事情。这与在战场上以冲锋陷阵为主，宁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
道精神有天壤之别。日中战争开始时，中国政府当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国内外解
释为“预定的撤退结果”，当时日本当局还嘲笑中国的这种说法不过是嘴上不服输，
但八年战争的结果却证实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总之，中国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样采用硬打死拼的战术，而是采用“不战而胜”、
“以逸待劳”这样的以巧取胜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面子第一”－－中国人的名誉心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翻译
成英文的“名誉”一词，但并不确切。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誉”理解为由于个人
的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与“名誉”是有极
大不同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比如A介绍B到C公
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采用了B，这本来与介绍人A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是看A的面子采用了B。反之如果C公司将B辞退，本来
与介绍人A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不给A面子”。所以中国人
的面子概念外国人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
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
“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一下，满
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不过近
来中国的外交有更加“务实”的倾向，比如中国政府让自己的“通缉犯”方励之出
国，就是舍面子而求实利的作法。
另外，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
面子。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不孝。晚
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批评指
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不
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
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如果干得不好，就要辞职下台，没有人考虑
当事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却要挖空心思地考虑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设法让当事人
“体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给下台的领导人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来保住
当事人的面子。中国人由于对面子的过分考虑，往往造成对长辈和上级错误的过分
宽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门、民间企业，如果部下犯了重大过失，其领导人也多半也
要引咎辞职。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长会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担任的是重要公职，几
乎毫无例外地辞职（或被迫辞职）。这是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作法。但中国的情况却
不同，政府、企业中的部下出了过失等于败坏了领导人的“面子”，所以要尽量予
以掩盖。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让部下辞职，但没有理由让领导人自己辞职，因为中
国人认为领导人被部下败坏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企业一旦
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
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也是造成中国人难于改正错误的
一个原因吧。
“盖棺定论”－－中国人的生死观
1986年，关于日本的总理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新闻报道界好不热闹了一阵。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见解：“日本首相参拜葬有A级战犯的靖国神
社，违背了在第二次大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国民的感情，容易让人感到不快。”结
果，在这一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把问题压了下去。
在这之后，中国的高官对访问中国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这样说明了中国方面的宗旨：
“就贵国首相是否参拜特定的神社，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给你们加压力。不过我们认
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当的，中国方面之所以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特别敏感，是因
为那里合葬有A级战犯。”但是，对于信奉“死人无罪”观点的日本人来说，的确
受到很大冲击。
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
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问罪有什
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错
误就可以被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
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既然已经被国际裁判判了绞刑，这
事情已经就算完了，与靖国神社的参拜又有何关系呢？其实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
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
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里，连被民众憎恶的吉良
上野也被当作神来祭祀。所以，对中国政府关于神社参拜的发言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国人的生死观与日本人正相反。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行和责
任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下跪的石
像，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这种对死人也
要问罪惩罚，即使自杀其罪行也不能被宽恕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看来是过于残酷了。
结束语
日本、中国、朝鲜这些历史上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同点：
效率较低。
体格较差。
缺乏积极性。
勤劳。
重视内心的修养。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
最优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经鼓吹过日尔曼民族最优秀论，但那不过是一种政治宣
传。可是中国人却从心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拒绝一切历史上的污点。
凡是说中国人不完美的中国人一定是卖国贼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国人缺点问题的外
国人一定是别有用心。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正确，一切中国与外国的争端、战争都
是曲在对方。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的
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国人对自
己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
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的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大概是中国不能
象日本那样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原文:方剑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是压迫民众，不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独裁政权。常年受残酷
政治压迫之苦的中国百姓，要想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只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1、取得权力和地位；2、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3、获取金钱和财富。
权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国历来是一个毫无法制的独裁社会，即
使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也是相当危险的。中国有所谓“今日坐上客，明日阶下囚”的
说法，“四人帮”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也不是一般的
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对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金钱是他们摆脱任人宰割
的悲惨境遇的唯一途径。
为了累积金钱，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就养成的勤劳节俭的习惯，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
朴素功利主义和金钱崇拜世界观。移居外国的中国华侨，又把这种勤劳节俭、发家
致富的习惯带到了华侨社会。在香港、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新年的贺词就是“恭
喜发财”。在日本，即使是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之间也没有“恭喜发财”的说法。
这未免让人感到中国人太注重金钱了。
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肤色的
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勤劳、节
俭、忍耐是华侨们成功的关键。虽然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集团联合经
营。世界各地有许多华侨巨富如万金油王胡文虎、橡胶大王陈嘉庚、泰国金融大王
陈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云、香港财阀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刚、台湾企业家王永
庆等，可是这些巨商的活动最终超不出个人经营的范围。
这些企业的成功是依赖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业便化为乌有。所以中国的
华侨企业根本无法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现代化大企业相比。现代化大企业
的活动关键是要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贩卖能力和情报能力，所以不管个人企业的买
卖做得多成功，国际竞争力都是微弱的。
重视个人发挥而忽视集团组织经营，是中国华侨商法的特点。近来，日本积极宣传
这种华侨商法并作为经营学上的一个参考例子。不过，华侨绝对不是做买卖的天才，
因为不擅长集团组织经营，在赚大钱方面，日本的大企业要高明得多。但华侨商法
的“勤俭刻苦”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尽想着赚钱、爱钱如命，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往往不
高。但要知道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美国人有
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
和家庭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爱钱如命亦是残酷政治环境中造就出来的智慧。
对于日本、欧美等国的国民来说，由于有国家政治的庇护，不必象中国人那样费尽
心思地拨算盘赚钱。因此我们往往难于理解在政治上无依无靠的中国人对金钱的心
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轻易地嘲笑中国人爱钱如命的人生观。
“尚文轻武”－－－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向来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斯文人”即学者或文人怀有强烈的憧憬。由于
汉民族原本是农耕民族，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能胜任艰苦农业劳动的健壮
身体，有提高生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即使天灾地变也不气馁的忍耐力。但却缺少骑
马民族那样勇猛果敢、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和勇气。由于历史上中国不断地遭受异
民族的侵略，几乎每场战争都是由他民族或他国挑衅的。数千年来苦于被侵略的中
国人，本能地忌讳战争，视战争为罪恶。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赞美战争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是从本质上厌恶战争。
另外，中国从隋代开始创立了重用文人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身份低贱、出身贫
穷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与世袭制度相比，是非常进步、光明正大的任
用人材的做法。但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学和文学，所以有很多对政治、
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国在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科举制度使老百姓有机会通过读书来作官、飞黄腾
达，而习武却没有什么用。所以中国历来有轻视职业军人的传统，有“好铁不打钉，
好人不当兵”的挖苦军人的话。
中国人认为仅身体强壮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现，决定人能力的是头脑和心。虽然日
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国的，但却没有采用科举制度。且不说科举制度是好是坏，
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举制度的话，大概日本的历史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吧。
“不战而胜”－－中国式的战法
日本男人一旦争吵起来很快就动手打起来，但中国人争吵时却较少动手武斗。中国
人争吵的方式是先动嘴，迫不得已时才动手。首先把对手的罪行、见不得人之事诉
诸于众，博得周围观众的同情，这是中国式争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
来，与其强辩夺理，不如冲上去打对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国，争吵的双方却只
是互相辱骂对方，并不轻易动手，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骂街”。日本人和中国人
的争吵方式的确有天壤之别，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作战方式有本质不同的
原因所在。
中国人首先寻求“不战而胜”的方法。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说：战争是
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花费大量
人力物力，因此不战而胜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战争，对于争吵也同样贯
彻不战而胜的思想，寻求使自己的损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胜方法。因此中国人
争吵时，设法不动手而只动嘴让对方屈服，既无体力消耗，又没有身体的伤害，这
才是最上策。这就形成中国人动嘴不动手的“骂街”习惯。
虽然中国人厌恶战争，但也不是说中国人遭到侵略时就立即投降。但中国人一般不
主动出击，而是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到敌人没有了耐力时，才给敌人毁灭性
的一击。中国人的战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龙、成龙的打法相似，刚开始不管怎么被打、
被踢，有时还半死不活，但也决不举手投降，而是坚持对方没有了耐力时，才给对
方致命的一击。
持续八年的日中战争，双方战法的不同表现得清清楚楚。日本军一开战就全力出击，
把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日军当局当时认为：中国受到
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再坚持，非投降不可。可是中
国人却有惊人的忍耐力，尽管国家濒临灭亡，家庭妻离子散，死伤者众多，但中国
人仍坚持不投降。这样坚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没了耐力时，中国人取得了最
后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日本武士、旧帝国军人那种“玉碎”的风气，认为打不赢就选择死的做
法并不明智。到了打不赢时候，就设法避战、撤退，万不得已时就暂时向敌军投降，
等待卷土重来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中国人认为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
手段，并非是可耻的事情。这与在战场上以冲锋陷阵为主，宁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
道精神有天壤之别。日中战争开始时，中国政府当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国内外解
释为“预定的撤退结果”，当时日本当局还嘲笑中国的这种说法不过是嘴上不服输，
但八年战争的结果却证实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总之，中国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样采用硬打死拼的战术，而是采用“不战而胜”、
“以逸待劳”这样的以巧取胜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面子第一”－－中国人的名誉心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翻译
成英文的“名誉”一词，但并不确切。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誉”理解为由于个人
的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与“名誉”是有极
大不同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比如A介绍B到C公
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采用了B，这本来与介绍人A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是看A的面子采用了B。反之如果C公司将B辞退，本来
与介绍人A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不给A面子”。所以中国人
的面子概念外国人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
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
“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一下，满
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不过近
来中国的外交有更加“务实”的倾向，比如中国政府让自己的“通缉犯”方励之出
国，就是舍面子而求实利的作法。
另外，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
面子。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不孝。晚
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批评指
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不
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
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如果干得不好，就要辞职下台，没有人考虑
当事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却要挖空心思地考虑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设法让当事人
“体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给下台的领导人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来保住
当事人的面子。中国人由于对面子的过分考虑，往往造成对长辈和上级错误的过分
宽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门、民间企业，如果部下犯了重大过失，其领导人也多半也
要引咎辞职。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长会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担任的是重要公职，几
乎毫无例外地辞职（或被迫辞职）。这是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作法。但中国的情况却
不同，政府、企业中的部下出了过失等于败坏了领导人的“面子”，所以要尽量予
以掩盖。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让部下辞职，但没有理由让领导人自己辞职，因为中
国人认为领导人被部下败坏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企业一旦
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
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也是造成中国人难于改正错误的
一个原因吧。
“盖棺定论”－－中国人的生死观
1986年，关于日本的总理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新闻报道界好不热闹了一阵。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见解：“日本首相参拜葬有A级战犯的靖国神
社，违背了在第二次大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国民的感情，容易让人感到不快。”结
果，在这一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把问题压了下去。
在这之后，中国的高官对访问中国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这样说明了中国方面的宗旨：
“就贵国首相是否参拜特定的神社，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给你们加压力。不过我们认
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当的，中国方面之所以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特别敏感，是因
为那里合葬有A级战犯。”但是，对于信奉“死人无罪”观点的日本人来说，的确
受到很大冲击。
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
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问罪有什
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错
误就可以被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
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既然已经被国际裁判判了绞刑，这
事情已经就算完了，与靖国神社的参拜又有何关系呢？其实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
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
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里，连被民众憎恶的吉良
上野也被当作神来祭祀。所以，对中国政府关于神社参拜的发言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国人的生死观与日本人正相反。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行和责
任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下跪的石
像，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这种对死人也
要问罪惩罚，即使自杀其罪行也不能被宽恕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看来是过于残酷了。
结束语
日本、中国、朝鲜这些历史上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同点：
效率较低。
体格较差。
缺乏积极性。
勤劳。
重视内心的修养。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
最优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经鼓吹过日尔曼民族最优秀论，但那不过是一种政治宣
传。可是中国人却从心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拒绝一切历史上的污点。
凡是说中国人不完美的中国人一定是卖国贼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国人缺点问题的外
国人一定是别有用心。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正确，一切中国与外国的争端、战争都
是曲在对方。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反醒的
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国人对自
己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
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的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大概是中国不能
象日本那样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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